10月1日，《上海市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条例》（下称《上海条例》）开始施行。截至目前，国家层面尚未对人工智能产业立法，而已出台地方性法规的只有上海和深圳。其中《深圳经济特区人工智能产业促进条例》（下称《深圳条例》）将于一个月后施行。
南都记者注意到，两部条例均立足于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但在细节上有诸多差异，立法方向上也略有不同。有专家告诉南都记者，相较于深圳，《上海条例》对于产业的态度更为“促进”，不过两地的探索能够互相丰富完善，为国家层面人工智能行业规则的推广提供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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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地方陆续探索人工智能产业立法？
近年来，信息技术迅猛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产品不断涌现。根据咨询机构IDC发布的《2021年中国人工智能软件及应用市场研究报告》，2021年全年中国人工智能软件及应用市场规模约达330.3亿元人民币，相比2020年涨幅为43.1%。
为进一步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发展，2020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2020-2025年）》，要求深圳在人工智能、无人驾驶、大数据、生物医药、医疗健康、信息服务等新兴领域先行探索。2021年，《上海市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十四五”规划》提出，力争到2025年，上海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能力和产业竞争力显著提升，部分领域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基本建成更具国际影响力的人工智能“上海高地”。
《深圳条例》和《上海条例》的陆续出台正是为了落实上述方案的要求。南都记者梳理发现，两部条例从名称到内容均突出促进产业发展的基本定位。谈及为何强调这一定位，上海市人大财经委立法监督处处长张震认为，从地方立法层面很难针对人工智能进行规制，也“不属于地方立法权限”。
具体条款方面，两部条例也有颇多相似之处。比如明确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在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中的具体职责；提倡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率先使用人工智能产品和服务；给予开展人工智能基础理论以及核心技术研究的科研人才一定的资源倾斜等等。
此外，两部条例均提出设立人工智能伦理专家委员会，履行研究制定人工智能领域的伦理规范、推动建立伦理安全治理制度等多项职责。此前，类似的委员会多在企业内部设立，由政府设立的十分罕见。
对此，中国政法大学数据法治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张凌寒认为，进行伦理安全规范审查和风险评估，有利于建立和完善政府规范、行业自律、企业自治、社会监督的多元人工智能治理机制。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则指出，由于科技迅速发展，立法的速度常常跟不上，因此伦理约束十分重要。他建议委员会的构成人员应包括专家、学者、政府、机构、行业协会、事业单位、企业，“这样的话大家遇到新问题，可以通过这个机构来进行讨论和判定，这也是探索在比较前沿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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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在推进算力、算法流通上有创新
南都记者注意到，结合上海市产业优势和发展基础，《上海条例》提出重点促进基础硬件、关键软件、智能产品等方面高质量发展，具体产业包括智能芯片、人工智能框架软件和系统软件、智能机器人、智能网联汽车、无人机和无人船、人工智能医疗器械等。
上海社科院副所长丁波涛谈及《上海条例》草案时曾表示，相比《深圳条例》对行业较为宽泛的描述，《上海条例》重点突出的几大产业“非常聚焦”，同时对相关细分领域规则出台作出规定，对产业发展有很强的引导作用。
不过，在朱巍看来，从人工智能上下游产业发展的角度来看，上海和深圳对于产业的界定方式有所不同，但都是可行的。
他进一步解释，虽然人工智能发展到现在产业已经很清晰了，但上下游扩展的方向还是有可能发生变动，《深圳条例》对于产业的规定是“一个底线性的把握”。而《上海条例》列出的人工智能场景类别和产业种类较多，从智能城市到智能生活，再到产业发展的经济，是“大而全”的。
两部条例的区别还体现在主管部门的差异上。《上海条例》规定市经济信息化部门为人工智能产业的主管部门，而《深圳条例》规定的主管部门是市工业和信息化部门。
朱巍认为，不同的主管部门可能带来不同的管理方式，经信部门更关注协调和组织，工信部门则侧重于管理，因此《上海条例》“更有促进性”。“从管理部门角度来看……一个是更多地促进，一个是更加审慎，其实都是挺好的，之后可以互相借鉴。”
至于《上海条例》与《深圳条例》相比最大的特点和创新，多个专家表示在于前者更强调促进人工智能三大基本要素的流通、使用和运营，并在此过程中推动相关主体的权益保护。
《上海条例》为“基本要素与科技创新”单设专章，分别对算力、算法、数据的基础建设和市场流通作出规定。而《深圳条例》更注重数据的流通利用，并未过多提及算力、算法的流通。
张凌寒认为，虽然相关交易市场尚未成型，但《上海条例》对基本要素交易给予了肯定性的评价和鼓励支持的态度，将有助于相关市场的快速发展成型，有利于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
采编：南都记者胡耕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