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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与外交:新议题、新工具、新挑战

摘要

人工智能在外交领域的讨论进展相当缓慢,且没有明确的分析重点。本文将从三个方面探索人工智能和外交的关系:人工智能作为外交中的一项议题、人工智能作为外交的技术工具以及人工智能对外交政策环境的影响。



图源:Emirates Diplomatic Academy
正文

2017年,丹麦向美国硅谷派出了首位全球数字大使-Casper Klynge,以和科技公司建立堪比主权国家外交级别的联系。在2019年月丹麦外交使团年会期间接受采访时,Casper Klynge大使说道:“当前科技公司已经从单纯的商业利益者转变成了事实上的外交政策参与者”。2018年,据俄罗斯《独立报》报道,中国正在开发应用于外交领域的人工智能系统样机,用于信息分析工作。此外,美、德等多个国家也已经在外交领域中引入了人工智能技术。可以说全球范围内,关于人工智能在外交中扮演何种角色的讨论越来越受到关注。

不过,相比于人工智能在科技、工业、军事、社会和伦理等领域受到的关注与讨论,人工智能在外交领域的讨论进展相当缓慢,且没有明确的分析重点。

牛津大学教授Corneliu Bjola将人工智能和外交的关系划分成了三类:人工智能作为外交中的一项议题、人工智能作为外交的技术工具以及人工智能对外交政策环境的影响。
(一)人工智能作为外交中的一项议题

伴随着在国际竞争中日益凸显的重要地位,人工智能成为各国外交中的重要议题。根据斯坦福网络政策中心发布的报告,自2017年起,已经有超过25个国家和区域组织发布了人工智能的发展战略,并且在报告中多次提及确保在该领域取得相对优势和领先地位。由此可预见,人工智能将会在未来成为各个国家激烈争夺的高地。同时人工智能的出现也给国家提供了新的合作领域,成为将来各国外交的重要议题之一。

德国智库Stiftung Neue Verantwortung曾在其报告中指出:即使是德国这样一个世界第四大经济体,也必须通过合作的方式来完善其人工智能的开发。此外,设立共同的技术标准、规范和伦理框架也需要各国之间加强沟通交流。因此国际合作也被各国在其报告中频繁提及。在2018年,欧盟25个成员国共同签署了一份加强人工智能合作的宣言。此外联合国也对此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尤其是通过国际合作将人工智能用于解决欠发达国家、海岛国家等面临的问题,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因此,在不久的将来,除了贸易、安全、气候变暖等议题外,人工智能也将成为各大多边论坛的重要议题。
(二)人工智能作为外交的技术工具

人工智能作为一种具有巨大潜力的生产力工具,在引发各国互相竞争与合作之外,更是能够直接作为辅助外交官处理日常事务、进行决策的工具。在阐述这种作用之前,我们需要对人工智能的用途进行分类。普华永道将其分成三类:辅助型人工智能,用以提升人员组织的工作效率;增强型人工智能,能够帮助人们实现仅靠人力无法实现的工作;以及自动型人工智能,不需要人介入而自动运行。在外交领域实践中,人工智能的应用将作为前两种类型,在文字处理、危机管控以及人道主义行动方面发挥作用。

例如自然语言处理(NLP)技术能够抓取非结构化的文字信息并发现它们之间的关联,从而极大提高外交人员对外交报告和条约的分析能力。而在危机处理上,人工智能技术通过描述性分析以及预测性分析来帮助外交人员在第一时间掌握局势并采取应对手段。这些都展现出了人工智能技术在外交上的成功应用。
(三)人工智能对外交政策环境的影响

由于外交事务本身就涉及到了政治、经济、防务安全、人权等多个议题,因此人工智能在各领域的应用也必将会在上述维度改变外交政策的实施环境。各国都需要重新对人工智能带来的新问题、新挑战进行评估。智库Diplo Foundation在其报告中指出,结合当前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阶段和其应用情况,外交政策环境的变化主要集中在防务安全、经济格局以及伦理隐私方面。

1)防务安全

在所有人工智能引发的挑战和问题当中,没有什么比自主武器更为紧迫。2015年7月,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办的国际人工智能大会上,超过三千名人工智能领域的专家联名发表公开信,呼吁禁止攻击型自主武器的研发。然而令人沮丧的是,目前全球还没能就这一问题划定一条统一的红线。曾经促使拥核国家围绕军备控制设立共同框架而进行的外交努力,并没有延伸到人工智能领域当中。各国就该领域的具体规范和准则达成共识将成为阻止未来可能发生的人工智能军备竞赛的关键。但同时,潜在威胁不只是来自民族国家。不同于之前的武器,人工智能武器的部署成本极低,很可能会大量被极端恐怖组织运用,反恐活动不得不将这些新的变量考虑在内。同时恐怖分子也会通过袭击外交使领馆、人员等方式直接对外交安全构成新的威胁。

2)经济格局

随着人工智能的商业化,世界经济权力将进一步集中到少数国家和跨国科技巨头手中。从各国的人工智能发展战略就可以看出,对技术进行大量投入的目的是取得不对称优势,进一步改变当前权力格局。目前一小部分国家包括美国和中国已经在这方面取得进展,从而进一步使更多的权力和财富向这些市场流动,形成一种“马太效应”。当前世界互联网市场已经被巨头垄断,将来的人工智能市场甚至是与其紧密相关的自动驾驶、物联网等新兴市场也很可能形成这种“寡头”现象。许多国家都将其看作对自身主权的威胁,尤其是无力参与科技竞争的国家,这意味着整个国家的政治、安全和经济利益都要和这些外国科技巨头捆绑,削弱政府对整个经济社会的控制能力。在当下的互联网时代,这种矛盾就已经产生,而人工智能的到来很可能会加剧这种矛盾。

此外,人工智能引发的劳动力市场动荡也需要引起外交决策者的关注。随着人工智能在生产活动中的使用,在发展中国家,大量失业人员是否会造成社会和区域动荡?在发达国家,人力资本的贬值是否会加重社会福利系统的负担以及为民粹主义培育土壤?这些都是外交政策必须重点关注的领域。

3)伦理隐私

人工智能技术和公民自由矛盾可以在互联网的困境中得到很好的理解,斯诺登对西方情报机构进行全球监视的揭露就是一个例子,而这一次人工智能技术对监视工作的作用更加不可忽视。公民自由和国家安全之间的矛盾可通过外交手段来化解,一些国家和区域组织已经对此做出了努力,包括欧盟制定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等。但这还需要更多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头国家通过多边主义平台对话参与。

尽管技术本身是中立的,但背后的开发和使用却是由人类在推动。人工智能应用所带来的种种挑战无法回避,但却可以采取各种措施将其负面影响降至最低,尤其是在当今全球化时代,国家之间可以通过外交渠道采取多种手段加以应对。

对于安全问题,当下的优先事项就是在国际上结合相关人权法律划定一条人工智能军事化的红线,同时就人工智能与自主武器的伦理问题开展国际合作,进一步建立规范细则。此外还应尽快更新军备控制协议,预防人工智能武器不受控制地扩散。

而在经济方面,防止经济不平衡加剧的最好方法是设立一个针对数据交换和储存的多边协议和框架,加强数据的开源性。同时针对可能出现的劳动力市场动荡和经济紊乱设立通用的检测标准,收集各国报告生成宏观结论。

最后,对于伦理隐私问题,外交领域可以通过在国际多边对话和论坛中设立相关议题增强政府和公众的相关意识,并且像一些区域组织那样,建立基于人权保护的数据政策。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进一步普及和应用,留给外交决策者们的窗口期正在不断缩短,各国都应加强合作,设立标准,达成共识。毕竟,科技和信息的影响是跨越边界的,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置身事外。

本文作者:何怡乐

原文摘自《人工智能资讯周报》总第99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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