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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换人的文化史 | 《机器人简史》


机器人(robot)不是美国独有的,也不是现代才出现的。这个词原本出自捷克。发条装置、蒸汽机、水力驱动的自动装置可以追溯到古代世界。那些讲述机器人的类似物的故事也是如此,比如魔像(golem)以及《卖花女》(Pygmalion)中被赋予生命的雕像。在中世纪以及现代早期的欧洲,宗教生活与君主政治生活中都有着自动装置的身影。而且纵观19世纪,此类装置仍然主要出现在欧洲。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机器人机器人叛乱的经典故事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在复述英国作家玛丽·雪莱(Mary Shelley)的《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美国最著名的机器人科幻小说作家艾萨克·阿西莫夫(Isaac Asimov)是俄罗斯移民。自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机器人玩具的流行使其形象一直与日本文化联系在一起。作为一个古老的全球性形象,机器人显然超越了地理的和时间的界限,提出了一个似乎是普遍存在的问题:成为人意味着什么?

但机器人的普遍性具有欺骗性,会掩盖其意义被语境所塑造的方式,掩盖不同的时间和地点激发不同的设想与解释的方式,最终结果也迥然而异。本书中讨论的出现在美国的机器人设定,最早的是18世纪晚期的一个机械式印第安人,最晚的是21世纪的HBO电视剧《西部世界》(Westworld)中的一位原住民“接待员”阿克切塔(Akecheta)。虽然两者都是以原住民战士的形象出现,但它们不同的语境赋予了它们截然不同的含义。

《西部世界》海报机械式印第安人出现在费城,当时人们正在努力扩张新国家,并建立新的种族等级制度。它将原住民还原为无意识的躯壳,等着观众来驯服,给人以一种幻想中的控制感。阿克切塔出现的时代则对种族主义刻板印象以及伴随着帝国主义扩张而来的暴力持有更为批判的态度。它促使观众对自己报以同情,让他们对那些曾塑造了它的产生的刻板印象产生质疑,并支持它逃脱到数字空间的努力——这是一个除了它的创造者以外真正无人触碰的空间,不像白人殖民者编造的故事中看似自由的西部那样。机器人可能是普遍存在的,但它的含义会变化,以适应特定的信念、理想、希望、恐惧和渴望。在对机器人的想象中,美国人调整了这些来自国外的概念与形象,以适应他们特定的人文关怀和社会张力。自18世纪以来,他们对机器人的想象是在与以下内容的对话中发展的:奴隶制与西部扩张中的暴力;清教与福音派新教的神学体系;共和、自由与民主传统下的个人主义;工业化、商品化经济的扩张;以及边缘化群体为获得自由和平等所作的不懈奋斗。虽然这些方面并不都是美国历史所独有的,但它们结合起来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环境,并影响了人们理解机器人之含义的方式。若将机器人视为跨越时间和空间的普遍现象,则这种倾向忽略了上述特殊性,并让人难以意识到其原初技术在某种程度上不是机电的,而是意识形态的;它是一个深植于社会权力关系中的灵活概念,而不是一块单纯的自动装置。

《罗素姆的万能机器人》机器人经久不衰的意识形态力量来自于这个术语的模糊性。人们从未就它的含义达成一致意见。机器人(Robot)是捷克语“robota”的派生词,原意是“苦力”或“奴役”,它来自于卡雷尔·恰佩克(Karel ?apek)在 1921 年创作的剧本《罗素姆的万能机器人》(R. U. R., Rossum’s Universal Robots),剧中的这一设定是人造生物人,而不是金属制品。在俄国革命的背景下,人们最初认为恰佩克笔下叛逆的机器人是一种隐喻,暗指异化的工人,尤其是那些在亨利·福特(Henry Ford)的流水线上辛勤劳作的工人。不过,也有人很快就把这个词与同样是在汽车工业中出现的自动化机器联系起来。几乎从这个词抵达美国海岸的那一刻起,机器人就同时指代了工人和可能取而代之的机器。即使时移世易,但这种二元性却一直存在。二战时,人们既用这个词来形容那些似乎缺乏自由意志的法西斯士兵,也把它应用到像V1和V2火箭这样的远程制导技术上。冷战期间,社会学家 C. 赖特·米尔斯(C. Wright Mills)批评白领工人是“快乐的机器人”,因为他们看上去没有什么独立性。而另一些人则用这个词来形容电子计算机和自动化技术,而这些技术使机器的运行获得了更大的独立性。甚至在美剧《飞出个未来》中,机器人明星也同时是对技术以及对女演员身份的商品化的讽刺。机器人既被看作人化的机器(humanized machine),也被看作机器化的人(mechanized human)。它连结了现代生活的两个核心主题:在现实中机器对人的取代,在比喻中人向机器的转变。它的重要性,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今天,都源于它的创造者和使用者在这两种趋势之间建立的关系——它如何把科学、技术和工业资本主义的进步与个体灵魂的转变象征性地联系起来。

人的机器化安布罗斯·比尔斯(Ambrose Bierce)擅长以描写工业生活中的不愉快来传达幽默,这一点没人能比得上他。这位讽刺作家同时也是个内战老兵。他的第一场战斗是夏洛战役,而在肯纳索山,他脑袋中了一枪,这成了他的最后一场战斗。后来,比尔斯搬到了旧金山,并在那里根据自己的战斗经历撰写散文和短篇小说,其部分作品批判了机器对人的英雄气概的影响。他在描述夏洛战役中南方联盟的一次刺刀冲锋时写道:“就像以往一样,铅弹战胜了钢铁;勇敢的心灵不禁因这样的屡战屡败而破碎。”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比尔斯对机器意象的使用愈加频繁。在他的第一部小说集中,他收录了一桩奇闻轶事:一台割草机把操作员的头割了下来。他最著名的故事《鹰溪桥上》(“An Occurrence at Owl Creek Bridge”)讲述的是一个南方男人心中的幻想。这个男人被判处绞刑并在铁路桥上执行,因为他竟敢破坏铁轨,这在美国工业社会中可谓犯下了弥天大罪。1894年,比尔斯在短篇小说《莫克松的主人》(“Moxon’s Master”)中开始写作有关自动装置的故事。这个故事要比《大草原上的蒸汽人》更接近《弗兰肯斯坦》,它描绘了在唯物主义时代将人与机器对比所产生的危险后果。

《莫克松的主人》在故事开头,一位无名叙述者向老科学家莫克松和读者提了一个问题:“你是认真的吗?你真的相信机器会思考吗?”莫克松向他的朋友反问道,如果将机器定义为“任何一种能够有效地运用能量或能产生预期结果的工具或系统”,“那么人不就是机器吗?”从这个基本前提出发,莫克松推测所有的物质都拥有意识。他向朋友讲道:“当士兵排成一行,或组成中空的方阵时,你认为这是因为他们的理性。当野雁排成‘V’字飞行,你认为这是由于它们的天性。而当矿物质溶解在溶液中,同质的厚子自由移动,最终构成了数学上堪称完美的形状……你就无话可说了。”据此,他总结道:“所有的物质都是有感知的,每一个原子都是有生命、有感觉、有意识的存在。”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他借用了生物学家、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对生命的定义:“生命是由异质的、或同时或连续的变化所组成的确定组合,它能与外部的共存物及序列相一致。”从逻辑上讲,这意味着“如果一个处于活动状态中的人是有生命的,那么在运转中的机器亦然”。比尔斯提出,按照那时科学家的说法,人与任何其他形式的物质都是没有区别的,因为——至少在原子层面上——一切都在运动,都在变化,都在有目的地运用能量。在开篇的对话中,叙述者偶尔会听到隔壁机器车间传来的一阵敲击声。当叙述者提及此事时,莫克松回答说:“那儿没人。让你担心的那个事情是我粗心大意造成的。有台机器我忘关了,但却忘了给它留下任何可以做的事情。……你知不知道,其实意识是律动的造物?”这个回答让叙述者困扰不已,他转身离开了,但却不禁继续琢磨着莫克松的话,因为它意味着“所有的东西都是有意识的,因为一切都在运动之中,而所有的运动都具有韵律”。当晚,他回到莫克松的家,并冒险进入了机器车间,在那里他看到这位科学家正在和一个神秘的对手下棋。很快他便意识到,这位对手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台自动装置。在莫克松兴奋地喊出“将军”之后,那坐着的机器努火中烧,伸出手猛砸到科学家的脑袋上——它虽然脑力不如人,但是在体格上仍然高出一筹。这个有点像阿吉布的自动装置把自己的创造者打死了。虽然场景骇人,但比尔斯的故事主要讨论的是19世纪晚期有关人类之物质性本质的对话。19世纪末,科学发现表明即使是精神活动过程也有其质料因;有动力的机器可以模仿人类的运动;社会转型逐渐削弱了人们的自主性观念——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同时受到以上因素的启发与困扰,围绕自由意志的本质和人的目的展开了辩论。在一个崇尚自主个体有能力进行自我控制、追求自我完善的文化中,这些变化非常具有威胁性,因为它们暗示了独立自我的概念是虚幻的。如果像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的信徒托马斯·赫胥黎(Thomas Huxley)所称的那样,人只不过是“有意识的自动装置”,那么就没有人是独立自主的,没有人是有自由意志、有选择权的,也没有人具有超越自身生物性欲望的目的。比尔斯通过斯宾塞对唯物论进行了另一种批判。斯宾塞是先于达尔文的一位进化论者和唯物主义者,他创造了一个词:“适者生存”,这个词将自那时起不断回荡在不同的时代中。它在斯宾塞口中本指生物进化过程,但在受过教育的美国人对个人、群体和国家之间的竞争性发展的反思中,这个词很快就有了更广泛的含义。在南北战争后的几十年间,国家经济日趋统一,移民大量增多,社会群体之间及其内部产生了更多的紧张关系,欧美列强仍在相互争夺海外领土。这一切似乎昭示着一个新的社会的产生,在这样的社会中,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最大利益,而非为所有人的利益而奋斗。在这种语境下,改革家和学者们用“适者生存”来形容自私的个人主义者的观点,即主张自由放任政策,只允许最有竞争力者生存。虽然很少有美国人认为人类生活应当被描述为“适者生存”,但这个词表达了一种普遍感受,即工业生活的特征是竞争而非合作。不过,《莫克松的主人》暗示着,没有人能够比机器更具竞争力,或能比机器更成功。机器利用蒸汽动力和电力获得了能量和活力,它的能力开始逐渐超过人类。在战场上,工业化生产的新型武器在杀戮上比人类士兵有效得多。而且几乎每个行业的工人都知道,机器可以比他们更有效率、更长时间地从事体力劳动。即使是那些过去需要脑力劳动的工作,比如文书,人类脑力劳动的信息计算速度也远远逊色于第一台穿孔制表机和现金出纳机。战争与工作,这是在19世纪与男性最为相关的两个领域,而到了20世纪,想要在这两个领域成功,就要达到机器的速度与标准。这种发展可能意味着,男人们不必再像以前那样埋头苦干了,但这也威胁到了他们对自身的认同,让他们丧失了人生目标,也没有了为自身权力凌驾于他人之上辩护的理由。在整个19世纪晚期,中产阶级和精英美国人都在担心他们变得“过于文明”,缺乏精力、决心和目标。在世纪之交,人们面对机器令人敬畏的力量,越来越感到自身的不足,因此他们重新思考了个人主义的本质,并将有力量的机器理想化为模仿的榜样。在比尔斯的故事中,虽然莫克松在理性领域取得了胜利,但是他旋即死于体格更强壮的发条自动装置之手,这说明属于自主个体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在工商业时代,人们要么屈从于机器,要么就得把自己变为机器。

抵抗“机器换人”是徒劳的20 世纪 60 年代,计算机自动化这个词在激进文化中广为流传,这主要得益于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三重革命特设委员会”(Ad Hoc Committee on the Triple Revolution)的努力。该委员会于1964年出具的报告得到了当时许多著名激进派人士的署名支持,包括迈克尔·哈林顿(Michael Harrington)、汤姆·海登(Tom Hayden)、托德·吉特林(Todd Gitlin),以及科学家莱纳斯·波林(Linus Pauling)、《科学美国人》的发行人杰拉德·皮尔(Gerard Piel)和未来学家罗伯特·西奥博尔德(Robert Theobald)。该组织认为,除了“武器”“人权”革命之外,还存在着第三重革命:“计算机自动化”革命。第三重革命是最大的威胁,因为它可能会破坏工作与消费之间的联系。不过,该组织对此仍表示乐观。“由于计算机的自动化控制,”他们写道,“社会不再需要把重复的、无意义的……艰辛劳作强加给个人。”由此,公民将“自由地选择自己的职业与工作,其选择范围将非常广泛,甚至有一些还尚未进入我们的价值体系和我们所认可的‘工作’模式中”。如果社会做出正确的决策,那么计算机自动化将终结工作场所异化问题;否则它将导致大规模失业。为了实现这一点,该组织建议政府应当“为每个人和每个家庭提供足够的收入,并认定这是一项公民的基本权利”,这样人们就可以或者享受休闲娱乐,或者享受从理想来说是服务于他人的“非生产性任务”的工作。这种建议中蕴藏的是一种共同富裕的愿望,而正是这种愿望构成了20世纪60年代自由派(如贝尔)和激进派的许多预测的出发点。特设委员会呼应了工会——尤其是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对自动化的批评。从新闻标题就能看出那个时代汽车工人经常听到的故事,其中典型的一个是:“福特在克利夫兰的工厂用250名工人完成了两倍于之前2500人的工作量。”联合会的一份小册子总结了其中的利害关系:“自动化装置、塑料压膜、外壳模具、挤压机以及其他许多新技术带来了巨大的善或恶的可能性。如果使用得当,它们将在许多年内推动在美国实现经济富裕这一人类古老的梦想。如果使用不得当,比如让它们服务于狭隘、自私的目的,它们就会造成社会和经济的噩梦,人们将腹中空空、漫无目的地行走着——他们已经被淘汰出生产者的行列,因为他们身旁的机械怪兽不能取代他们作为消费者的地位。”在整本书的插图中,机器人都是一个四四方方的脑袋,再加上好几根笔直的线条的形象,这让它们与更为圆润的人类形象有了明显区分。小册子最后给出了一个简洁的定义:“机器人:像人一样行事的机械装置;任何可以取代人的机械装置。”黑人工人和他们在民权运动中的支持者们尤为害怕,因为他们不久前才刚刚获许走上半技术性工作岗位,但这种工作却是自动化生产所要消灭的。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经常因为自动化生产会危及非裔美国人的进步而谴责它。在1965年的一次采访中,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抗议说:“关键在于,除非财富和权力的再分配发生根本变化,否则‘向贫困开战’‘伟大社会’这些口号就没有任何意义。在这个计算机自动化的时代,如果你不知道自己将以何为生,不知道该如何找到一份工作,那么选票本身就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乌木》杂志后来引用了贝亚德·拉斯廷(Bayard Rustin)的话:“今天的黑人面临的根本问题不是种族歧视……而是(由自动化生产、计算机控制、城市的衰败、失业等引起的)经济不平等。”记者亚历克斯·波因塞特(Alex Poinsett)在整个60年代都在抨击自动化对失业的影响。《乌木》杂志在其 1965 年的“美国白人问题”专刊中,认为自动化是导致美国白人和黑人工人普遍失业的原因。后来,该杂志声称,自动化“已成为贫穷的黑人大众的敌人。据估计,自动化正在让低技能工作以每周3.5万份的速度减少。工业民主联盟的汤姆·卡恩(Tom Kahn)因此说道:‘这和种族主义是一样的,先让黑人有了经济“地位”,然后袖手旁观,眼睁睁看着科技再把那地位毁灭掉。’”机器人出现在流水线上之后,工人立即更加怨声载道了——尤其是在俄亥俄州洛兹敦的通用汽车工厂。20世纪60年代末,通用汽车在雪佛兰“织女星”的流水线上安装了 22 台“通用伙计”。虽然通用汽车将被机械臂取代的工人转移到了工厂的其他部门,但公司要求,留下来的工人每小时要生产100辆汽车,而不是以往的60辆。在几个月温和的反抗后,工作量并没有减少,于是97%的工人投票支持罢工,要求更人道的工作条件。当地汽车工人联合会主席,29岁的加里·布莱纳(Gary Bryner)后来向斯图兹·特克尔(Studs Terkel)讲述了人与机器人之间的区别是如何影响到这次罢工的。“工人们”,他回忆说,告诉通用汽车“我们会流汗、会宿醉、会胃疼,我们有感觉和情绪,我们不打算被归入机器的类别”。与此相反,“通用伙计”是“一个焊接机器人。它看起来就像一只螳螂,从这个地方跑到那个地方。它放下东西,然后就跳回原来的位置,准备迎接下一辆车。它们〔汽车〕大约每小时经过它们〔机器人〕11次。它们〔机器人〕从不疲倦,不用坐下休息,不会抱怨也不会旷工。当然,它们也不买车。“我猜通用汽车不会理解我们的想法的。”布莱纳从这个对技术性失业的批判出发,转向对非人化和异化的讨论:“世界上还是要有人类存在的。如果男人们不站起来反抗,他们也会变成机器人。他们的兴趣是能抽根烟,和旁边的人谈天论地,打开一本书看点什么,如果没有别的事情可做,只做做白日梦也可以。但要是你变成了机器,你就不能做这些事了。”工人们拒不服从管理,不愿意增加工作量,为自己的权利而战;他们之所以反抗,是因为通用汽车要求他们变成机器。但是,洛兹敦的工人们对“通用伙计”的反抗,却让他们在被《纽约时报》报导时被非人化地形容为“机器人的反抗”(Revolt of the Robots)。

洛兹敦罢工者的部分要求最终得到了满足,但这场胜利并未阻止机器人的来临,部分原因是工人们无法影响国外的发展情况。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停滞不前,而日本经济却在加速发展,许多人认为这是日本在机器人领域的大量投资的功劳。1980年,《时代周刊》(Times)的封面故事《机器人革命》(“The Robot Revolution”)让读者了解到,全美国的工厂里只有大约3000个机器人,而日本的工厂里有大约1万个。文章称,一位通用电气公司的高管访问日本时,“发现到处都是机器人”;他从这次访问中得到的教训是,如果再不使用机器人提高生产率,“美国这个国家就要关门大吉了”。虽然《时代周刊》也承认在工人群体中存在焦虑,但整篇文章——从封面上一个微笑的、色彩鲜艳的多用途卡通机器人开始,到最后一段的好莱坞机器人——都在论证美国迫切需要机器人。但最重要的是,《时代周刊》将这场革命描述为工人激进运动的必然结果。它声称,在1960年,机器人每小时工作的成本略高于一个工人;但到了1980年,一个机器人每小时的成本仅为4.8美元,而“一个工人的成本通常是15到20美元”。《时代周刊》还报道说,工人们自己也把“机器人看作助手而不是威胁”,甚至给它们起了“机械爪克莱德”这样的绰号来表达他们的喜爱。工会领袖显然也对机器人表示欢迎,因为它们能让工人们走上技术含量更高的岗位。当然,《时代周刊》那幅其乐融融的画面之下也藏匿着威胁,《基督教科学箴言报》(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的一张图片清楚地挑明了这一点,图片上画着一个身穿传统日本盔甲、高举武士刀的“电子武士”,他的身下是一张图表,显示出美国的机器人数量远远落后于日本。

撰稿人们也用此类机器人形象找来描绘日本人。阿瑟·凯斯特勒(Arthur Koestler)在其1961年的畅销书《莲花与机器人》(The Lotus and the Robot)中,将“莲花”与“机器人国度”进行了对比,前者是传统日本文化的代表,而后者则是他认为的一种向往西方现代性的冲动。当美国人讨论日本在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经济成功的原因时,他们也同样使用了那套将日本工人比喻为机器人的陈词滥调——这些工人不管职位如何,都穿着相同的制服,似乎愿意为了公司的利益而压抑自己的欲望,一直工作。摇滚界的冥河乐队(Styx)1983年的热门歌曲机器人先生(Mr. Roboto)也许最能体现出日本人是如何被描述为机器人的。这首歌主要讲述的是一名白人摇滚歌手与“日本制造的部件”组装而成的极权机器人战斗的过程;而在录像带里,斜眼龅牙的机器人一句又一句重复着“Domo arigato”(日语“非常感谢”),这一形象主要取材于早些年的反日宣传。一年后,日本政府非常担心美国人将日本人看作机器人的倾向,因此专门设计了一档电视节目试图打破这种刻板印象。正如日本公共关系部门的一名官员告诉《华盛顿邮报》的那样,这一节目将证明“日本人不是一天24小时工作的机器人”。美国文化把日本描绘成依靠管控和技术的结合来摧毁美国的机器人般的敌人。在20世纪晚期的全球化、自动化经济中,制造业工作岗位减少,薪资水平并未提高,计算机自动化的噩梦对许多工人、工会和社会群体来说变成了现实。即使是那些保住工作或找到新工作的工人,也不得不比机器人出现之前工作更长时间,但却只能勉强保持原先的收入水平。在此机器人不再是带来礼物的使者,而是毁灭的化身。最能体现这一转变的当属《飞出个未来》。就在1999年圣诞节前,它向观众介绍了另一款机器圣诞老人。但是,与五六十年代的机器圣诞老人不同,这个机器人带来的不是礼物,而是死亡:因为编程代码出了岔子,它认为所有人都是坏人。剧中角色艾米向弗莱解释道:“如果他在天黑后抓到你,会砍掉你的脑袋,并且从他可怕的袋子里拿出玩具塞满你的脖子。”当圣诞老人和他会喷火的驯鹿遇到弗莱和莉拉时,圣诞老人宣布他们是邪恶的,并拿出一把激光冲锋枪和许多形似饰品的手雷。当所有的角色都奇迹般地从机器人的怒火中幸存下来后,他们坐在熊熊燃烧的火炉前,唱起了一首新的节日歌曲:《圣诞老人正朝你开枪》。在许多工人阶级群体看来,圣诞老人变成终结者那样的毁灭者还真不是在开玩笑。能清楚看出这一点的是,剧集中短暂出现过的这个机器人很像“通用伙计”,它本来应该给60年代的美国带来礼物,但却导致了工作岗位的减少。虽然一些制造业岗位并未消失,但机器人与外包业务的出现大量减少了半熟练工种,而且随着人工智能的日益强大,熟练工种也受到了威胁。在此前近一百年的时间里,美国的中产阶级在很大程度上对机器人给蓝领工作造成的威胁不屑一顾,甚至还幸灾乐祸。但是到了21世纪,他们不得不疲于应付机器人对他们的取代。

本文摘自《机器人简史》,[美] 达斯汀·阿伯内特(Dustin,A.,Abnet)著,李尉博 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4月版。文章转载自:香山夜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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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神点评3

杨金研 2023-6-11 16:16:55 显示全部楼层
前排顶,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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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ttlefox514 2023-6-12 07:04:19 显示全部楼层
前排,哇咔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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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士奇没有哈 2023-6-12 12:41:58 来自手机 显示全部楼层
珍爱生命,果断回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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