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历史学系 王岩 整理
《中古官修史体制的运作与演进》，聂溦萌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3月版，388页，108.00元
2021年5月15日下午，首都师范大学讲师、北京大学人文社会迷信研讨院邀访学者聂溦萌博士携新著《中古官修史体制的运作与演进》（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于复旦大学邯郸校区西主楼1901会议室，做了题为“中古正史的‘文献法医学’调查”的讲座。本次讲座由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徐冲掌管，复旦大学中文系研讨员唐雯、历史学系教授仇鹿鸣、副教授马孟龙、青年研讨员陈晓伟等参与座谈。
讲座伊始，聂教师指出这次演讲的标题“文献法医学”概念，来自唐雯教师的书评（《唐代成熟的国史制度在魏晋南北朝时代漫长的发育》，“文汇学人”公众号2021年4月16日）。书评把官修史的研讨理路分为外部和外部两种：“静态地描画某一时段的史馆制度及其运作方式是所谓外部研讨，则外部研讨是基于现存史籍本身的分析与研讨，假如加以类比，我情愿称之为‘文献的法医学’。”聂教师以为“文献法医学”的提炼非常精妙，这种方法也是本书得以完成的关键。
聂教师引见，本书是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正完成的。2012年博士论文开题时，中古史学界对传世文献的关注远不及当下热烈，中古正史看起来是陈旧的选题，教师们也以为比较难做。由于本人不断参加《晋书》的修订工作，版本、校勘、考证方面的长期训练使她在阅读史书时，关注点总会和多数读者有所不同，对史书文本的构成过程比较敏感，因此当时以为这是合适本人的选题，可以做出与后人不同的研讨。那年正值徐冲教师的《中古时代的历史书写与皇帝权利来源》出版，但那本书或徐教师的博士论文并不是她选择史书作为研讨课题的缘由。可以选择这类标题的基础应该是掌握一种合理地对待史书、史料的态度和处理方式，这就是唐雯教师“文献的法医学”所说的，对文献本身停止分析，让文本本身诉说其构成过程。在她看来，徐冲教师的《中古时代的历史书写与皇帝权利来源》、早先出版的《观书辨音》以及《中古官修史体制的运作与演进》，都是基于此而完成的；假如还用法医学做比喻的话，是应用法医技术（和其他各种能够的手腕）破案后，把案情呈现给大家。技术手腕本身不提供真正的历史学成绩看法，因此提出和回答什么成绩，也有个人学术兴味的差异。
在讲座中，聂教师次要分享了她对于作为基础技术手腕的“文献法医学”的了解，尤其希望阐明在解剖汉魏南北朝时代的文献时特别面临的状况以及相应对策。
以下是讲座内容的整理摘编。
讲座现场
一、“文献法医学”的方法
这本书的背后，作为研讨者更会关怀的技术方法成绩，也就是所谓文献法医学的方法。文献法医学的核心成绩有两个：一条记载来自什么材料？经过了怎样的改编？这是有文献工作阅历的研讨者阅读史书时自但是然首先关注的。而这条记载阐明了什么历史成绩，这个历史事情或历史现场本身是怎样的，这些史学角度的关注在下一步才会产生。下面提到的“改编”大体有两方面，一是因书写方式或言语习气对详细文字的改动，这一现象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编纂者中非常普遍；二是结构重组，即同一份文本可以分解成很多单元，史家常把这些不同的单元停止再调整，并重新编排在一同。处理这两个核心成绩，大体有三方面证据可以依凭：直接证据、总体的文献学证据以及个体的文献学证据。
所谓直接证据包括历史的和文献的直接证据。历史证据就是对一部特定史书的史源、编纂过程的记载。一本书是如何编纂的，能够会留下一些直接的记载描画，尤其在书序、作者传记中。文献证据指有史源关系、可资比对的文献。这两方面证据往往要配合运用，尤其是文献证据，校正结果只能看到异同，但如何解释异同的产生通常需求旁证。例如哪本书时代在前、哪本书在后，它们各自的编纂背景等。由此可以综合判别这些文本的关系，是谁因袭谁，或像苗润博教师强调的是线性传抄还是同源异流等。而历史证据假如能有实践文本比对的验证，也会更牢靠、更详细。
在直接证据以外，文献学的方法还可以为判别史书构成过程提供两类协助。第一类姑且称为“总体的文献学证据”，是指了解全体文献学规律。古人的编纂活动有一定习气，一些文献类别有更详细的编纂形式，都是调查史书编纂过程时需求留意的。了解不同类别文献的结构特征，还可以协助我们辨析史源。这就引入到另一类方法，姑且称为“个体的文献学证据”。史书的编纂是从文本到文本的过程，史家应用的源头材料，本来就有不同类型、不同特征。史家把这些材料从它们原来的书写环境里抽出，整合成新的文本，往往也会留下一些拼合的痕迹。因此可以经过分析对象文本的叙说逻辑、结构，区分出不同的文本单元，分析它们能够来自哪些类别的史源。这个过程中，文本内在的矛盾、不妥之处往往成为复原史书文本生成过程的线索。
二、如何处理中古文献：中古文献的模糊感
处理汉魏南北朝时期的历史文献，往往没有充足的直接证据，在这种状况下，对总体文献学规律的把握以及对详细文本本身的分析就显得格外重要。对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献，假如照旧按照后代文献的研讨思绪，力图坐实各种文献的传承关系，很容易掉入圈套当中。该当基于材料条件设定合理的目的，接受中古文献的模糊感。
有关魏晋南北朝史书成书过程的记载（即直接的历史证据）相对匮乏，而且比较零散。好音讯是后人对相关材料的搜集曾经相对完备，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是重要的参考书。这里值得特别一提的是《史通·古今正史》的记载。此篇详细记录了唐以前各王朝史的编纂过程，但其中一些内容是刘知幾综合其他史料的“研讨成果”，甚至能够包含曲解。对《古今正史》的运用要小心一些，尽量追溯到更原始的材料。
魏晋南北朝时期传世史籍稀少，导致直接文献证据也很匮乏。在做史料溯源工作时，很难找到一批文献停止系统比对，这时佚文便进入人们的视野。清人对魏晋南北朝佚史做了不少辑佚工作，成就最高的是汤球。后面提到的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也往往会提示佚文出处。
但佚文作为文献学证据有很多缺陷。首先是零散佚文脱离了它本来所处的文本环境，无法反映原书的结构体系。而史家编纂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剪裁拼接、组织本人的结构，这方面信息经过佚文就很难追溯。第二个缺陷是佚文与原文之间存在间隔。类书旧注援用中古佚史，除了忠实抄录，还常常采用缩写或改写的方式，都是类书或注释的作者根据他们的编纂需求保留最次要的信息。缩写普通是节引原文，能够整句整段跳过，也能够只跳过一些字词。改写在旧注中更多见，注释者的次要目的是解释注释，有时只是撮述某书记载的大意停止阐明，常用以辑佚的裴注、刘注、李善注等都有这样的现象。第三个圈套是误标书题。以《太平御览·逸民部》为例，其中收录的晋代人物都标称为出自王隐《晋书》，但把这些条目与唐修《晋书》对比，前半分明不同，后半则非常相似，后半很能够不出自王隐书。又如《太平御览·人事部·孝》收录的南朝梁陈人物，虽标称出自《梁书》和《陈书》，经校正，实践多出自《南史·孝义传》，也有半条与《陈书》《南史》皆有异，状况不明。总之，类书旧注中的佚文与原文常常存在差距。
由于直接证据不足，处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历史文献更要仰仗前述总体的和个体的文献学证据。这里经过两个案例加以阐明。一是对唐修《晋书》列传东晋部分史源的辨析。唐太宗《修晋书诏》对《晋书》史源说得比较广泛，经过《群书治要》摘引的臧荣绪《晋书》文字，可以确认臧书是唐修《晋书》的底本，再经过体裁、篇幅等旁证可以大致揣测臧书次要根据王隐《晋书》和《晋中兴书》。观察唐修《晋书》东晋列传的编排方式，可以发现卷七三至八〇次要根据家族编排，卷八一至八五各卷传主事迹有分明关联。前者是延续了《晋中兴书》以家族为“录”的结构。《文选·王文宪集序》注引《琅琊王氏录》云：“王氏之先出自周王子晋。秦有王翦、王离，世为名将。”即便是普通以为门阀自我标榜更为严重的南朝，宋齐梁陈诸史也不大会上溯家世到先秦，可以揣测《晋中兴书》的“录”颇受东晋兴盛的谱牒家传的影响。唐修《晋书》东晋中期人物传的记事缺乏历史的主线感，也印证其基本源头恐怕是围绕家族、人物的叙说。与此同时，沈约《上〈宋书〉表》阐明刘宋旧国史中有一部分晋末人物传记，名单与唐修《晋书》卷八五基本分歧，结合编排方式和记事风格与此前诸传的差异，可以揣测卷八三至八五记载的晋末人物取自刘宋旧史。
第二个案例是吐鲁番出土晋史写本的复原。1972年吐鲁番阿斯塔那151号墓出土的晋史残卷，其内容为晋惠帝永康元年（300）三月至四月贾后杀愍怀太子于许昌、赵王伦又废杀贾后及朝臣诸事，在编年记事中混有人物传记，记载的详细程度超过唐修《晋书》。在梳理残卷文字后，可以发现它虽然大体为编年记事，但在工夫的叙说主干上附加了大量围绕个人的记载，很分明这是经过了多重编纂的文献，这些记载源自不同的体系，编纂者虽然停止了一些调整与改编，并希望将这些文本组织在新的结构和逻辑中，但仍不能完全将它们融为一体。在尝试对这一残卷停止复原时，需求首先厘清作者的叙事逻辑和编纂方法，否则复原的努力能够是背道而驰。
对于中古文献，该当顺应它的模糊感，很多状况下只能做定性推断。一是对每个文本单元的史源类型停止定性，比如是属于编年系日的记录还是围绕人物组织的记录。二是对史源关系的定性，比如有时虽然无法准确说出两部详细的书之间是怎样的关系，但却可以判别一类文献和另一类文献关系的远近。想要详实地描画汉魏南北朝时期某部详细的佚书非常困难，而模糊的、定性的判别往往需求特定的历史成绩看法和视角才能凸显其价值。也可以说，对于材料不算丰富的魏晋南北朝研讨而言，找到有解的成绩是最关键的，寻觅答案和寻觅成绩是互动的过程。
三、评议与讨论
在讲座后半部分，几位教师围绕《中古官修史体制的运作与演进》一书，以及对史源的文献学调查展开了讨论。
唐雯教师指出，学界此前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官制度的研讨，次要是一种静态的外部研讨，但现存的这些史书终究有多少贯彻了当初的制度设计？假使要处理这一成绩，我们必须从史书外部去解析。目前来看，从文本本身出发的研讨成果相对较少，本书是其中之一。其次，二十四史修订的工作，需求修订组成员把这些史书中的每一条史文都系统检索，并细心阅读与其相关的一些文献，这个工作使得有修订工作阅历的研讨者们很自然地把目光投入到史书本身当中，并将追溯史源以及思索编修语境变成一种天分反应。我们如今用“文献法医学”这一概念，就是要沿着掌握的线索一步步清查史文的来源，换言之，即要时辰怀疑每一条史文到底出自哪里。最后，对于史料状况复杂独特的魏晋南北朝来说，这一溯源性的诘问显得非常困难，假使真正要将每一条史料的构成过程及史源都能坐实，也是比较风险的。唐教师以为本书为今后的研讨提供了一个新的思绪与思索方式，同时也提示史学工作者在运用每一条史料时都要分析它的史源以及真实性，对其停止定位，要对史料有一颗敬畏心。
仇鹿鸣教师提出文献的“批次感”。例如可否在详细分析《晋书》的文本与史源时，勾勒出唐修《晋书》的编纂过程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对史料应用的批次感？又如对于《御览》等类书，其中固然存在许多可疑的记载，但也有很有价值的材料，假如今后能把牢靠的、存疑的、完全不可信的不同层次的材料剥分开来，系统分析，能够会推进相关研讨。对于本书讨论的唐以前正史的史源追溯工作，仇教师以为还有进一步精耕细作的空间，并举出顾江龙、董刚等学者对晋史编纂的个案研讨。
马孟龙教师以为，早期史料的编撰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成绩，可以尝试抓住一些共性规律，但同时要有一种警觉，不能忽视其复杂性。除了以佚文寻觅史源线索外，马教师还以《汉书·惠帝纪》为例展现了在没有佚文的状况下，根据记载的详细魄式、用语等可以判别史家将几种不同类型的史源拼合成篇。对于《史记》《汉书》的史料来源，马教师还提出司马迁修史或许只是便于应用太常系统的材料，而班固纂修《汉书》因有皇帝支持，可以运用更多机构的档案材料。
陈晓伟教师提到，相比于史书中其他部分的内容，志的史源相对容易勾稽出一个框架，但这一框架之外的内容如何被填入，还需求做更精细的分析。在唐以前修史制度尚不完善的状况下，这些史料、文献是如何被保存上去并被史家整理成为史书，也是需求继续思索的成绩。关于用文献学方法调查史源，陈教师也感到其中的隐忧。近来对这方面的关注一路走高，陈教师以为这作为基础训练是必须的，但作为本人的研讨课题、学位论文选题则很风险。在史料没有新增长的状况下，考索史源的研讨不能够无休止停止，后来的人该怎样办？以及不做史源考订的学者会怎样对待这些工作呢？
陈教师抛出的质疑惹起热烈回应。唐雯教师首先强调了调查编纂过程和史源对于普通历史研讨运用材料的基础性意义，很多常见文献的史源并未经过仔细清算，将来研讨还可以对其材料的构成背景、性质提供更多信息。
仇教师指出“文献法医学”的详细分析方法尚需进一步提炼。针对讲座中提出的处理魏晋南北朝文献的模糊感、主张多做定性分析，仇教师在一定的同时也抱持一定担忧，这种做法如何自证其迷信性。能否还是要尝试在更细致地清算文献，落实于详细文本，使别人可以随时检验。仇教师提示，有丰富的文献校勘整理阅历的学者在文献处理方式上会有共鸣，如何把这个共鸣清楚地表述出来，呈现出一套可以遵照实际的处理文献、辨析史源的工作规范，使这类工作走上真正迷信化的道路，是今后要继续努力的。
陈教师提示同窗们不能局限于史源学。作为一种学术训练，史源学的方法是基础的也是必要的，但在详细研讨与学习过程中，培育本人的历史成绩看法并真正处理历史成绩，这一方法的意义才得以突显出来。
聂教师以为可以从两方面来看。一是史源清算的工作虽然有其限制，但如唐教师所说，目前是处在进程中而非已饱和的形状。这些工作完成后，将为今后凡是运用这些材料的研讨提供基础参考。二是过去的研讨者虽然也注重文献学功底，但往往只作为隐含规则，不明白表述，这也与过去历史文献学工作的滞后有关。近年很多优秀的研讨都是从检讨后人对核心材料运用不当末尾的，假如能更普遍地强调历史研讨的文献学基础，对今后研讨会有很好的推进。
责任编辑：黄晓峰
校正：张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