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整理自2021年5月14日由北京大学本国语学院和北京大学国际合作部主办、清华大学历史系协办的讲座——“从欧洲的中心出发：波兰视角下的南亚研讨”（From the Centre of Europe: A Polish Perspective on South Asian Studies）。讲座由波兰华沙大学的Danuta Stasik教授主讲，北京大学本国语学院国别和区域研讨专业助理教授张忞煜掌管，清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曹寅、北京大学本国语学院东南亚系助理教授谢侃侃两位学者参与讨论。
在地理概念上“欧洲的中心”是指包括波兰在内的7个国家。波兰介于东方和东方之间，是东东方文明的交汇处，也因此发展出了独具特征的南亚研讨。历史上波兰和南亚地区的接触最早可以追溯到十五六世纪。印波交流史上的第一人是来自波兹南的犹太人Gaspar da Gama。1498年，他以著名航海家瓦斯科·达伽马（Vasco da Gama）的顾问的身份抵达印度。另一位重要人物是曾任波兰驻奥斯曼帝国大使的波兰贵族Erazm Kretkowski。根据他的墓志铭刻载，他曾远航印度，并亲眼见到了湍流不止的恒河。第三位重要人物是波兰贵族Krzysztof Pawłowski，他曾于1596年到达印度，并从果阿向波兰的克拉科夫(Kraków)寄了一封记载了果阿当地风土人情的函件，这也被以为是最早用波兰语描画南亚次大陆的文字记录。
但是，在波兰和南亚地区产生接触的近三个世纪后，波兰学者才末尾对印度产生学术兴味。语文学家Walenty Skorochód Majewski和历史学家Joachim Lelewel是其中的代表人物。Walenty Skorochód Majewski是一位自学成才的梵语学家，他出版了第一部用波兰语写成的梵语和土耳其语语法。他在其作品中指出梵语和斯拉夫语，特别是和波兰语具有亲缘关系。他最重要的作品《关于斯拉夫人和他们的亲属》(O Sławianach i ich probratymcach）于1816年出版，这也是第一部有关梵语的波兰语著作。
Joachim Lelewel曾任教于维尔纽斯大学（the Vilnius university）和华沙大学（the university of Warsaw）。他的著作《古印度史：重点调查其对东方的影响》（Dzieje starożytne Indji ze szczególnem zastanowieniem się nad wpływem jaki mieć mogła na strony zachodnie）于1820年出版。这是第一部关于南亚次大陆的波兰语著作，也表现了作者对印度的迷恋。正如《国家与历史:启蒙运动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波兰历史学家》（Nation and History: Polish Historians from the Enlightenment to the Second World War）的编者John D. Stanley所说，Joachim Lelewe是“在印度文明和宗教中看到通往东方智慧之路的浪漫主义者”。几十年后梵语被归入大学的教学体系，成为波兰印度学的奠基学科。进入19世纪，波兰被沙俄帝国、普鲁士王国和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瓜分，因此这时并不存在独立的“波兰印度学”，波兰这片土地上的印度学更多是作为19世纪的欧洲，特别是在法语和德语国家印度学的一个分支存在。虽然19世纪下半叶波兰学者对梵语产生了学术兴味，由于历史和政治的缘由，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波兰在这一范畴的学术传统才真正构成。这一阶段的代表学者有曾任教于雅盖隆大学（Jagiellonian University）的Andrzej Gawroński、Helena Willman-Grabowska和华沙大学的Stanisław Schayer。
二、波兰的印度学以及古代南亚研讨：以华沙大学为例
华沙大学的印度学传统可以追溯到波兰恢复独立的1918年。当年，以音位实际出名于世的著名言语学家Jan Baudouin de Courtenay末尾在华沙大学教授印欧比较语法，梵语由此成为华沙大学的课程之一。但是，华沙大学印度学系的正式建立则该当归功于Stanisław Schayer教授。他是华沙大学东方学院的创始人，并于1932年担任第一任院长。从建院之初，印度学系便是该学院最重要的系科之一。后来，印度学系只教授梵语以及与古代印度有关的科目（尤其是哲学），但不久之后便末尾教授南亚地区的古代言语。在Schayer教授的带领以及来自加尔各答的学者Hiranmoy Ghoshal的协助下，印度学系于1935年开设孟加拉语课程，并在此后的1938年开设了印地语课程。得益于Schayer教授对佛教和印度哲学的深化著作，该系在短短7年工夫内便一跃成为著名的印度研讨中心。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纳粹军队占领了波兰，一切大学被迫关闭。1939年9月，东方学院的大楼、图书馆及藏书在一次空袭中被烧毁。Schayer等许多知名教授和学者也在二战中逝世。1945年，华沙大学恢复办学，但是直到1953年印度学系才恢复运作。Eugeniusz Słuszkiewicz教授被任命为系主任，Grażyna Spychalska担任其助理。复学之初，印度学系开设的课程基本都与佛教和印度古典文明相关。1955年末尾增设印地语和乌尔都语。这次要归功于Aleksei P . Barannikov教授的先生、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the University of Leningrad）的Tatiana Rutkowska。1957年，Hiranmoy Ghoshal教授重新回到波兰，继续在华沙大学教授梵语、孟加拉语以及其他科目。1972年，Ramanathan Sundaram博士将泰米尔语引入华沙大学。由于研讨时段和研讨范畴不断拓展，1996年该系更名为南亚学系。目前，华沙大学东方学院南亚学系提供印度学的学士和硕士课程，开设梵语、印地语、孟加拉语和泰米尔语等课程。同时，该系也设置博士培育项目。课程内容涵盖不同窗科，研讨时段跨越古今。华沙大学东方学院南亚学系现已成为波兰乃至欧洲次要的南亚研讨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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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沙大学东方学院的院徽，下方的拉丁文Ex oriente lux意为“光从东方来”
三、印度学与东方学和语文学的关系
“印度学”这一学术概念经过了较长工夫的演化。“印度学”被以为是由“东方学”（Orientalism）延伸而来的概念。Stasik教授以为，首先有必要梳理“东方学”这一术语及其概念。在英语国家以及南亚地区，这一术语实践上曾经与后殖民实际和话语密不可分。爱德华·萨义德以为“‘东方学’是一种根据东方在欧洲东方阅历中的地位而处理、协调东方的方式”。东方被以为是他者，与理想的、优越的东方相对立。在萨义德的分析中，“东方”（的东方学）次要指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法国和英国的东方阅历以及当代美国的东方学。萨义德并没有将印度归入其分析范围，但他对东方学的构想引发了对“印度学”这一概念的讨论，并使这个术语饱受争议，由于印度学研讨被以为展现了东方世界对印度的刻板想象，并与意图统治印度的殖民话语相分歧。上述争论次要发生在东方世界的英语国家，而波兰的状况则略有不同。由于波兰和印度没有直接接触，因此波兰对印度的认知基于身份（identity）而非他者性（otherness）或差异（difference）。波兰通常以对等（equality）的视角来对待印度，而不是凸显本身的优越性（superiority）。可以说，波兰学界对“印度学”一词的了解从来没有偏离过它的词源，即“有关印度的知识”。在波兰的语境中，印度研讨（the Study of India）表示对印度、印度次大陆以及后来的南亚地区的言语、文学、文明、历史等范畴的研讨，研讨时段涵盖古今。不过，值得留意的是，印度学最后只触及梵语和古代印度。理想上，东方对梵语的兴味次要源于梵语与印欧语系的亲密关系，而非为了统治印度。最后激发波兰学者对印度产生研讨兴味的要素也并非是适用主义考量，而是出于对世界的猎奇，出于对了解其他文明和言语的盼望。这种浪漫的、而非适用主义的方法延续至今，使波兰学界对南亚研讨保持持续不断的学术兴味。
最后，Danuta Stasik教授讨论了更为广泛的欧洲框架，重点引见了欧洲南亚学会（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South Asian Studies）。欧洲南亚学会是一个公益性学术集团，旨在促进欧洲一切国家的南亚研讨。该协会拥有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地的1500多名会员。该协会担任举行欧洲南亚研讨会议（European Conference on South Asian Studies，简称ECSAS）以及相关系列研讨会、组织博士生研修班以培育欧洲青年学者、掌管南亚研讨范畴的相关出版物等。1966年，著名历史学家、协会创始人和第一任主席Dietmar Rothermund教授在德国的黑林山（Black Forest）召开了第一次非正式会议，宣告了欧洲南亚学会的成立。1968年末尾定期召开欧洲古代南亚研讨会议（European Conference on Modern South Asian Studies），后因由于研讨时段和研讨范畴不断拓宽，从2012年起该会议改名为欧洲南亚研讨会议（European Conference on Modern South Asian Studies）。第26届欧洲南亚研讨会议将于2021年7月26日至29日在奥地利维也纳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