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凤仙（中国电信研究院副研究员）
近年来，以人工智能、5G等数字技术为核心的新一轮科技革命为我国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同时对就业规模、就业结构、就业方式也带来深刻影响。特别是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快速崛起，再次引发全球对新一代人工智能的广泛关注，同时也引发了人们对“机器换人”问题的广泛讨论。我们有必要未雨绸缪、加强研判，科学认识人工智能对就业带来的深刻影响，主动应对新问题新挑战。
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影响是把“双刃剑”
人工智能是推动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驱动力量。人工智能作为一种新兴的颠覆性技术，极大地激发了创新创业活力，大幅增加了就业机会，助力实现更充分更高质量的就业。但是，人工智能对就业的挤出效应也是近年来人们一直挥之不去的担忧。
人工智能作为新一轮技术革命中崛起的新技术，正在从多个层面体现技术创新对劳动力就业的创造效应。一是新技术转换了就业结构，带来就业新机会。智慧医疗、智慧养老、智能安防等在减少医疗、养老、安防等从业人员的同时，却让人工智能算法工程师、数据科学家、机器学习工程师等技术研发、应用和维护的就业岗位明显增加。二是新技术改变了就业形态，衍生出大量灵活就业、隐性就业。规模庞大的新业态催生外卖配送员、网约车司机、网络主播、小店规划师等大量新兴服务性职业，有效缓解了结构性失业。三是新技术大幅降低了“信息不对称”，有效提高了劳动力市场的匹配效率。
人工智能在对就业产生创造效应的同时，也带来挤出效应。但是要看到，这种“挤出”是结构性的，呈现“极化”特征。从美国、英国、欧洲等成熟劳动力市场数据看，挤出的是程式化工作，却让非程式化工作需求增加。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2021年的研究表明，人工智能对工人的比例每增加1‰，就会有0.18%—0.34%的就业岗位相应减少。人们担心，随着技术向通用人工智能和强人工智能迈进，其对就业的挤出效应可能会加剧。
值得关注的是，人工智能对就业冲击的影响正在发生结构性变化。Open AI公司在推出ChatGPT后，发布报告分析GPT模型和相关技术对美国劳动力市场的潜在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约80%美国劳动力的工作任务会受影响，其中翻译工作者、作家、记者、数学家、财务工作者、区块链工程师等脑力劳动者受影响最大，而食品制作、林业养护等体力劳动者反而受到的潜在影响最小。高盛发布报告认为，律师和行政人员所受影响最大，对建筑和维修等体力要求较高的职业或户外工作受影响较小。
我国应对人工智能的就业冲击具有体制优势
探讨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影响，脱离不开具体国情和制度背景。在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影响体现出鲜明的“中国式”新特点。
资本主义国家始终存在生产资料私有制与生产社会化之间的固有矛盾。资本的逐利属性决定了企业在使用技术替代劳动的过程中，必然存在个别企业的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所有企业竞相使用技术替代劳动而带来的无政府状态的矛盾。这一矛盾决定了，虽然国家层面试图通过改善劳动关系、增加社会保障等方法提高劳动者就业，但由于其制度本身的固有缺陷，国家影响经济的力量相当有限，不可能真正提高劳动者的就业质量与生活福祉。而在社会主义国家，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打破了私有制下个别企业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无序性之间的矛盾，从而使得劳动者整体和生产资料整体之间存在着总体的、全社会范围内的结合关系，让实现劳动力充分就业成为可能。
我国可以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通过国有经济发展、宏观调控政策两种途径，推动实现更为充分、更高质量的就业。一方面，在充分发挥市场作用之外，有强大的国家治理能力作为支撑，通过政策创新与制度创新，主动引导新业态发展，主动提供更多就业服务，吸纳、消化人工智能带来的结构性失业。另一方面，则可以充分发挥国有经济的支撑作用，以国有经济收益为保障，尽可能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最大限度地让广大群众享受发展红利，减少贫富差距。
社会主义国家从根本上有动力、有意愿更好地实现充分就业、高质量就业。当前，我国正处于“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时代新征程。牢牢抓住以人工智能、5G等数字技术为核心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机遇加快发展，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之举。但是也要看到，我国的现代化进程不同于西方国家的传统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坚持人民至上是贯穿其中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在处理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与劳动力就业的关系上，既要充分汲取技术进步的成果推动生产力提高，又要始终把促进就业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位置。
推动人工智能与充分就业共同繁荣
理论和实践都证明技术进步与充分就业并非水火不容，实际上可以相得益彰。当前及今后一个阶段，应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在关注人工智能对就业产生的挤出效应同时，更应充分激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就业创造能力，主动应对人工智能对就业带来的深刻影响。
一是放宽新业态准入条件，挖掘新型就业潜力，扩大新业态容纳的就业规模。通过放宽管制，激发企业创新创业活力，吸引更多市场主体进入新业态，创造更多新型就业机会。同时，还要引导企业数字化转型，扩大企业生产规模，提高企业的就业吸纳能力。加大对欠发达地区数字基础设施投资力度，尽量弥合区域之间的“数字鸿沟”，为更好发挥人工智能的就业创造效应提供强大的基础设施支撑。
二是加强人工智能培训，增强劳动者适应数字环境的能力，拓宽劳动者在新业态环境下获取工作岗位的机会。在当前通用人工智能大模型发展的背景下，部分传统岗位出现被替代风险，培养和提升人工智能相关技能成为从业者的迫切需求。这就需要政府发挥更大的制度保障功能，加大职业转型和培训力度，确保劳动力能够适应人工智能时代的就业市场变化，从而实现可持续和包容性的就业增长。同时，强化政策支持，鼓励人力资源机构为新型就业提供规范有序的人工智能培训，对于总规模较大、培训时长半年以上的培训活动，给予一定的补贴支持。
三是加强就业服务，创造宽松就业环境，为劳动者转换就业岗位创造良好条件。畅通就业信息渠道，打破就业人员流动壁垒，让劳动力在可以及时获知信息的情况下自主择业。加强法治建设，严格规范劳动市场运行机制，避免职业转换过程中危害劳动者的行为。加强对人工智能主要应用领域的宣传和解读，引导普通劳动者全面准确理解人工智能的潜在影响，增强劳动者对人工智能的信任。积极推动社会公益组织的发展，在劳动者职业规划、技能培训、岗位匹配等诸多领域，发挥好社会组织的作用，帮助劳动者实现高质量就业。
（本文系中国电信研究院专业能力级项目“产数规模化发展若干关键问题研究”（T-2023-16）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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