框架和资格问题。采取逻辑观点的AI研究者们(例如John McCarthy)发现,如果不对逻辑的结构进行调整,他们就无法对常见的涉及自动规划(planning or default reasoning)的推理进行表达。为解决这一问题,他们发展了新逻辑学(如非单调逻辑(non-monotonic logics)和模态逻辑(modal logics))。
停止拨款由于缺乏进展,对AI提供资助的机构(如英国政府,DARPA和NRC)对无方向的AI研究逐渐停止了资助。早在1966年ALPAC(Automatic Language Processing Advisory Committee,自动语言处理顾问委员会)的报告中就有批评机器翻译进展的意味,预示了这一局面的来临。NRC(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美国国家科学委员会)在拨款二千万美元后停止资助。1973年Lighthill针对英国AI研究状况的报告批评了AI在实现其“宏伟目标”上的完全失败,并导致了英国AI研究的低潮该报告特别提到了指数爆炸问题,以此作为AI失败的一个原因)。DARPA则对CMU的语音理解研究项目深感失望,从而取消了每年三百万美元的资助。到了1974年已经很难再找到对AI项目的资助。
Hans Moravec将批评归咎于他的同行们不切实际的预言:“许多研究者落进了一张日益浮夸的网中”。还有一点,自从1969年Mansfield修正案通过后,DARPA被迫只资助“具有明确任务方向的研究,而不是无方向的基础研究”。60年代那种对自由探索的资助一去不复返;此后资金只提供给目标明确的特定项目,比如自动坦克,或者战役管理系统。
来自大学的批评一些哲学家强烈反对AI研究者的主张。其中最早的一个是John Lucas,他认为哥德尔不完备定理已经证明形式系统(例如计算机程序)不可能判断某些陈述的真理性,但是人类可以。修伯特·德雷福斯(Hubert Dreyfus)讽刺六十年代AI界那些未实现的预言,并且批评AI的基础假设,认为人类推理实际上仅涉及少量“符号处理”,而大多是具体的,直觉的,下意识的“窍门(know how)”。 約翰·希尔勒于1980年提出“中文房间”实验,试图证明程序并不“理解”它所使用的符号,即所谓的“意向性(intentionality)”问题。希尔勒认为,如果符号对于机器而言没有意义,那么就不能认为机器是在“思考”。
90年代的许多AI研究者故意用其他一些名字称呼他们的工作,例如信息学,知识系统,认知系统或计算智能。部分原因是他们认为他们的领域与AI存在根本的不同,不过新名字也有利于获取经费。至少在商业领域,导致AI之冬的那些未能兑现的承诺仍然困扰着AI研究,正如New York Times在2005年的一篇报道所说:“计算机科学家和软件工程师们避免使用人工智能一词,因为怕被认为是在说梦话。”
HAL 9000在哪里?[attach]10069[/attach]1968年亞瑟·克拉克和史丹利·庫柏力克创作的《“2001太空漫游”》中设想2001年将会出现达到或超过人类智能的机器。他们创造的这一名为HAL-9000的角色是以科学事实为依据的:当时许多顶极AI研究者相信到2001年这样的机器会出现。
“那么问题是,为什么在2001年我们并未拥有HAL呢?” 马文·闵斯基问道。Minsky认为,问题的答案是绝大多数研究者醉心于钻研神经网络和遗传算法之类商业应用,而忽略了常识推理等核心问题。另一方面,約翰·麥卡錫则归咎于资格问题(qualification problem)。雷蒙德·库茨魏尔相信问题在于计算机性能,根据摩尔定律,他预测具有人类智能水平的机器将在2029年出现。杰夫·霍金认为神经网络研究忽略了人类大脑皮质的关键特性,而简单的模型只能用于解决简单的问题。还有许多别的解释,每一个都对应着一个正在进行的研究计划。